百年回眸：中国如何迈向现代

中国近代史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从1978年到今天，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一路高歌，已经进入了“和平崛起”的新阶段。

而在一百多年前，传统中国被迫经历了一场阵痛久远的沉重转身。从那时起，几代中国人为催生中国的现代性，走得跌跌撞撞，充满荆棘。

在这个纪念之年，且让我们把目光放远，回到那个历史的原点。——编者

现代中国的兴起：

危机越深重，

变革就越激进

□ 维舟

在一般中国人的印象中，中国的近代是突然到来的：传统教科书都强调1840年鸦片战争的指标性意义，当时这个已昏睡百年的帝国被洋人的枪炮惊醒，从此不情愿地被人卡着脖子、步履蹒跚地拖进现代化的角斗场，从而与其过往的悠久历史产生一个深刻的断裂。

这个说法突出了中国现代化起步阶段的被动性与紧迫感。随着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和历史的更深入考察，现代学者更乐于关注中国人的主动奋斗。徐中约的这本著作（其英文标题《现代中国的兴起》也许更适合）无疑也是围绕着这一主线展开的，在他看来，中国近代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历史。

将历史设想为一个不断进化的进程的观念，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出自基督教神学的历史哲学，这也说明在中国人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化。近代以前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都指向悠久的远古；但在现代化浪潮的不断猛烈冲击下，晚清民国时的国人逐渐将乌托邦设置到遥远的未来，人们努力的方向发生了决然的变化，这代表着精神上的一个巨大转折。

中国近代史上一连串的惨败，是国人心头迄今仍未愈合的伤口。少年时我总想回避这段惨痛的历史，然而年事渐长后慢慢意识到：正是这一连串的惨败，才迫使中国社会在痛苦的全面危机之中艰难地完成了转型。失败导致的危机越深重，尾随而至的变革就越激进。本书还指出了以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即近代史上的军事或外交胜利，往往导致一个消极后果，即保守势力的抬头。例如1881年曾纪泽的外交胜利和 1899年成功拒绝意大利租借三门湾，都造成清议派士大夫过分自信，使他们误以为只要强硬对外，洋人终将退让。这种盲目乐观，是导致中法战争和义和团事变中中国失败的重要因素。

只有当接二连三的失败不断地暴露出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才逐渐逼迫全社会意识到，修修补补的有限现代化无济于事，必须有一场更彻底的改革甚至革命。然而弱者的选择通常都很小：当全社会就变革本身达成共识的时候，危机早已积重难返。

只有在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后，我们才会对近代历史人物具备应有的理解之同情。现代化本身就会破坏原有的社会稳定，尤其当这种现代化是外来和强加的时候（因此西方文明对近代中国表现出破坏性大于建设性），但社会稳定却又是现代化的保证。面临内忧外患的近代历届中国政府，要在无力控制社会动荡的局势下实现现代化，其艰难程度犹如在一辆飞奔的破车上试图更换轮胎一样。

即使是那一时期的顽固保守人物同样是那个悲剧性的。不要忘记，1855年起英国也曾抵制文官考试制度长达15年，原因仅仅在于“这个计划是中国式的”，它骄傲地认为自己无须向别国学习。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也常被谴责为不彻底的变革，然而日本近代也一样曾提出“和魂洋才”。的确中国不是日本，张之洞的方案在当时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但如果丧失了“中学为体”，中国人也就不得不吞下一个苦果：我们到底是谁？

这就是近代中国的不断激进化后产生的异化问题：“原先是为了改革现有的传统，以强化民族文化生命，才去吸收西学，最后却被异化了。变成：为了吸收西学，即必须放弃民族文化。”（龚鹏程《近代思潮与人物》）中医、国学、乃至一切传统文化，都被列入全面破坏的范畴之内，而很多价值观念和制度在被充分取代之前已经遭到破坏。近代史上维新/保守在现实政治的洪流中彻底丧失了平衡，而未能将一个更健康的中国完整带入现代。

从比较现代化的角度来看，现代化的进程一旦开始，就是不可逆的。因此慈禧太后在破灭戊戌变法不到两年后，就不得不重新推动改革。这也是危机深重年代的一个惯有的讽刺性现象：即只有一个立场顽固的极右派才能推动改革。这就像只有极端反共的尼克松才能排除阻力访华，因为无人能够指责他亲共卖国，所以毛泽东才对他说了那句看似费解的话：“我喜欢你们右派。”只是不幸，晚清的保守势力太晚认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而维新派又不足以主导变革。

近代中国充满了混乱与失败。但公平的是：混乱世界往往也是孕育创造力的温床，在极端的条件下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实验室环境。中国历史上大混乱的另两个时期：战国与魏晋南北朝，也同样是思想最自由开放的时期，无论在文化、制度、政治等层面都开创和奠定了此后秦汉、隋唐辉煌的基础。本书虽然强调近代史是中国人的主动奋斗，但对这种创造力本身的总结性阐述仍略显薄弱，不能不说是其缺憾。

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顾城的这两句诗原题是《一代人》，而在近代，我们看到的是整整几代中国人的悲壮奋斗。

个案：中国怎样步入现代卫生

□ 云也退

在笃信中医的人看来，现代化八成是个伪命题，他们很可能无法接受西方来的那套医学和卫生理念，如果所谓“现代化”意味着接受西方式的政治文明、技术、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话，那么在医学方面，中医是一定不能屈服于这一潮流的。辜鸿铭就说，西方文明归根结底是机械文明，也许在某些方面优于东方，但其崇拜金钱、崇拜物质的弱点早晚要暴露，相比西医，中医用自己的一套术语来治病救人，看起来恬淡许多。

1860年帝国主义的大炮打开了天津这一口岸，开始往清帝国输入西方的东西，其中就包括西医，及其相关联的一整套卫生习惯和理念。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八国都在天津老城外建立了自己的租界，源源不断涌入中国的西方人，一方面对拳民代表的中国式迷信、蒙昧、野蛮心有余悸，另一方面却又在殖民地致力于帮助中国人进入现代；中国人的反应也分为两种，一部分人抵制西医，而大量的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晚清改革派官员等等中国本土精英，则往往向西方的现代卫生制度表达了好感。洋枪洋炮开路输入“优秀文明”，在这过程中遍布着一系列有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