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一篇文章:《乐在工作》高效能工作的11条快乐原则
- ·下一篇文章:《季羡林自传》:季羡林的情感世界
《王震与湖南》:王震与他的家人们
2008年4月11日是王震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中央文献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王震与湖南》一书,缅怀王震同志的丰功伟绩,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辛求索、不懈奋斗的历程,克己奉公、严于律己的精神品德,以及他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和深挚情感。
王震在浏阳与青少年时代的朋友共叙友情
建国后的第一封家信:“不能靠我占便宜,更不能靠我耍威风。”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工作的王震便每月把给母亲的生活费寄到三弟王余美处,但几个月后,他就不再给三弟寄钱,而是将钱寄到当地政府代为供给,并交代说:“余钱归公,不给亲属。”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王余美得知大哥成了新中国的“封疆大臣”,十分高兴,他计划修一栋王家大屋,让母亲和亲人们住得舒适一些。他内心盘算着,哥哥是军队著名将领,打了这么多年的仗,现在做了大官,亲人在家乡盖房子,他应该支持。于是,他给大哥王震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是老大,不靠你靠谁?再说,我们为了你这个大哥在外干革命,当了几十年的‘匪属’,一家人受了很多的苦呢!父亲、叔父和弟弟余远都相继牺牲了,母亲也挨过敌人的毒打,照常理是应该寄些钱来修屋,一是尽孝,二是抚慰亲人。”
王震接到信后,立即对妻子王季青说:“胡闹!弟弟要盖‘王家大院’哩!一是我没那么多钱,二是哪能那么张狂!他要把我的孝敬之情,变成伤风败俗之情,我要绝情了!”王震很快给弟弟回了封信,这就是建国后王震的第一封家信。信里说:“弟弟:妈妈回家去住,我负责砌两间房子,但不能靠我占便宜,更不能靠我耍威风。我是新疆人民的勤务员,要拿钱回家建‘王家大院’,新疆人民要斗争我。你定要我拿钱,我写信给农会,发动大家斗争你!把分得的田地种好,按照政府的规定缴纳农业税。此复并谅。”
王余美拿着大哥的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想到大哥竟然这样无情,还要发动农民斗争我。一看底下的落款,“王震”二字遒劲有力,比核桃还要大,心里更加冒火。王余美没要到大哥的钱,便砌了几间土木房舍,但在当时农村已算是显眼的了。王震知道后大为光火,从那以后便不再给弟弟寄钱,而是寄给北盛区委,由区委按计划代转给他母亲,并明确交代说:“余钱归公,不给亲属。”后来,王震的部下熊晃少将来到王家听了王余美的叙述后,不由得发出一声感叹:“好厉害的王胡子!”
他以命令的口吻宣布:“以后谁喊‘美先生’,罚谷一斗,由王余美缴纳!”
1963年秋,王震回到湖南,还未到家门口,他就下了车,走到稻田中间,接过一把镰刀,和社员们一起割起庄稼来。他一边割一边与大家闲谈,了解家乡生产情况,也听到了有人对他弟弟王余美的看法。
上岸后,王震没有回家,而是到了北盛区委大院。他要区委书记周名胜立即通知社队干部及社员代表开个会,会议由他自己主持。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今天召集大家开个会,主要是为我家里的问题。”当人们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时,他开口说:“我们马战大队是不是有个‘美先生’?”原来,他是对大家称呼弟弟王余美为“美先生”不满,大家明白了。
有位年纪稍长的人说:“解放以后,我们农民翻了身,互相之间都称先生,不单是对余美兄弟一人。”王震不买这位老人家的情,他说:“在旧社会,我们北盛这地方称两种人为先生。一种是称学校的老师为先生,那是尊称,王余美识不了几个字,算不上先生。另一种是将土豪劣绅称作先生,我们打倒了土豪劣绅,怎么又出了个‘美先生’?这个美先生是不是新的土豪劣绅!这个美先生要不要打倒?”他稍停了一下,然后以命令的口吻宣布:“以后谁喊美先生,罚谷一斗,由王余美缴纳!”
接着,王震又提出第二个问题,那就是王余美养的一群鸭,踩了群众的秧,吃了群众的谷。他说,根据毛泽东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损坏群众的利益要赔偿。有人就说,余美不是解放军,还是莫赔了,以后注意就是了。王震不依,说:“他是我的亲属,我是不是解放军?损害群众利益就一定要赔!我的亲属决不能迁就!请大家提个具体的赔偿办法。”最后,北盛区委书记周名胜在王震的要求下提出了一个方案,把王余美的鸭收归集体放养,给王余美作价付款,适当扣除部分作为赔偿。王震听了,立即表示赞成,并吩咐有关人员,立即把王余美的鸭子捉起来,交给生产队,不准放走一只!”
回到家里,王震和弟弟作了一次长谈,兄弟俩围着一炉炭火,面对面坐在低矮的小木椅上,王震诚恳耐心地给弟弟讲了许多道理,讲党的作风和传统,讲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毫不留情地指出弟弟脑子里残留的旧观念、旧思想,批评他不应仗着哥哥的权势,在家乡搞特殊。他还与弟弟一起回忆了家里过去的苦难历史,要弟弟不要忘了本,不要怕苦怕劳动。王余美被哥哥的话深深地打动,他流了泪,也懂得了哥哥的良苦用心。
“群众饿肚子,你却多吃多占,这与土豪劣绅地主恶霸有什么两样?”
1961年冬,王震利用到南方出差的机会回到浏阳。在家乡,王震听到一些关于自己堂弟王生仁多吃多占的话,非常生气。因为1961年正是国家经济十分艰难、全国人民过苦日子的时候,连中央领导都省吃俭用,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竟敢这样不能吃苦、以权谋私呢?他立刻传话将王生仁叫来,当面训斥他:“群众饿肚子,你却多吃多占,这与土豪劣绅地主恶霸有什么两样?我现在就撤掉你队长的职!”
实际上,王生仁能写会算,又能劳动,在农村里算得上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才。当时他担任马战大队江背生产队的队长,工作干得非常出色,群众也很拥护他。也不知他在工作中得罪了哪一位,在背后说他的坏话,正好被王震听到了。王生仁觉得十分委屈,但面对这位既是部长又是中央委员的堂兄,他百嘴莫辩,不敢声张。他想,自己辛辛苦苦为生产队办事,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决心从此再不当生产队长了。
正巧,当时中共湘潭地委书记胡耀邦在浏阳县搞选举干部试点,他也是中央委员。结果,群众还是选举了王生仁当队长。王生仁当即声明:“我被中央委员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