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书的红色历史：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畅销书

书海回眸：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畅销书

陈幼华 主编

1949年10月1日，近代以来为救亡图存而历经苦难、奋斗不息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对于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人们都充满了莫大的期待，以惯性的政治热情和力量又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来，中国大陆文化进入了一个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时期。

沿循着原来解放战争时期的文艺指导方针，文艺工作成了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所见到的图书品种非常单一，但无可否认的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读者的接受是发自内心的意愿，他们需要革命英雄的故事和形象来鼓舞斗志，赋予社会整体上的意义。

<<四大名著>>

继承遗产

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之时，精神与文化方面的建设就有一个接续和发展的问题。作家孙犁曾经在《接受遗产问题》一文中提到：“接受遗产不只是接受中国遗产，也要接受外国文学遗产”，“越是近代的则被接受的可能越大，对那些作品更应当注意”。

“中国遗产”以四大名著为代表。“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由于吸收了较多西洋的东西，使得文学局限在少数青年的圈子里，这显然不符合新形势下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要求。这一时期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广大劳动人民读得惯又喜欢的仍然是那些旧小说。孙犁说到他在农村做土地改革的时候，“所见到的书中，以小说唱本最多，就是《红楼梦》这部比较‘高级’的文学读物，稍微大些的村庄就会有几种不同的版本。”另一方面，作家面对新的创作要求，急需从那些中国的劳苦大众读得懂、亦读得惯的东西里吸取有益的养分，如优秀的语言成果、群众的创作道路、故事的编排等。还有，“革命家看见革命”，要以新的政治眼光从这些几百年前的好东西中看出进步与革命来也是完全可能的；《水浒传》在大闹书荒的20世纪70年代得以重印178万册，即是证明。以上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1～4）》（1953年12月）、《三国演义（上、下）》（1953年11月）、《水浒（70回本）》（1953年12月）、《西游记（上、中、下）》（1954年6月），其印数分别达到284万册、646万册、267万册和379万册。《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名著属于典型的常销书类型。常销书并不意味着它在各个时期一味地走势平稳，而是时常有所变化起伏。在某个特定时期特别受到读者青睐的情况也有，其销量甚至会超过同时期一些走红的畅销书。《红楼梦》等我国古典小说名著除了上述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折八扣书时期及“文化大革命”后都出现过畅销的情形。

当然，“中国遗产”里也包括一些“五四”时期的进步作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即已出版的优秀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鲁迅的《彷徨》（1951年9月）印了326万册，《呐喊》（1952年2月）印了333万册，《野草》（1952年6月）印了248万册。同一出版社还印了巴金的《家》（1953年7月）、《春》（1955年2月）、《秋》（1955年2月），印数都在150万册以上。

至于“外国文学遗产”，首先当然是苏联和其他国家的革命文学。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苏〉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中国青年出版社，1952年2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奥斯特洛夫斯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12月）和《牛虻》（〈爱尔兰〉伏尼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7月）等，印数都在200万册以上。

《牛虻》

至于“外国文学遗产”，首先当然是苏联和其他国家的革命文学。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苏〉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中国青年出版社，1952年2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奥斯特洛夫斯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12月）和《牛虻》（〈爱尔兰〉伏尼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7月）等，印数都在200万册以上。

《牛虻》是一部在本国不甚著名，但在中国影响巨大的作品。

由于《牛虻》在中国的畅销，在作者和中国人之间有了一段奇特、感人的交往。20世纪50年代，伏尼契孤身一人居住在纽约，生活濒于困境，只有她从前的女秘书安娜供给她一部分生活费用。其时正热读《牛虻》的中国人知道这一情况以后颇为震惊——因为中国读者以为作者早已作古，于是酝酿向作者支付稿费。经过中央有关部门和全国作协的层层批示，5000美元稿酬经瑞士银行转到了伏尼契的手里。作者在1956年的回复函中写道：“我的小说《牛虻》被译成中文并在贵国人民中拥有这样多的读者的这个消息，是我晚年中听到的最令人惊喜的消息之一。”时年女作家伏尼契94岁。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更是影响所及，历几十年而不见颓势，几乎是中国翻译小说史上的一个奇迹，而且这个奇迹不受时间的影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流意识形态将之擢升为道德教化的典范文本的时候，它拥有大量读者；在崇尚自由选择的市场经济时代，它依然被全国不同年龄层次的人阅读着。大约是因为它在描写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百炼成钢的成长过程的同时，讲述了“关于成长的苦难和青涩又真实的爱情”的缘故罢。因此在当时它是一个“多重契合点——官方大张旗鼓的、温和的、以教化面目出现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悄悄的、开小差似的、初萌而无伤大雅的叛逆性心理，双方一拍即合”。而今天在饱尝生活艰辛的师长和他们为之推荐阅读书目的孩子之间，同样上演着小型化的主流与叛逆的游戏。

除了革命文学之外，有一些经马克思、恩格斯等伟大革命导师批点过的作家作品，以及被当时正推崇“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文艺界奉为“两结合”代表作的佳构，也有幸得到大批量地出版。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些翻译图书《欧也妮·葛朗台》（<法>巴尔扎克，1954年12月，90万册）、《高老头》（<法>）巴尔扎克，1954年12月，90万册）、《安娜·卡列尼娜》（〈俄〉列夫·托尔斯泰，1956年12月，110万册）、《复活》（〈俄〉列夫·托尔斯泰，1957年3月，89万册）、《约翰·克利斯朵夫》（〈法〉罗曼·罗兰，1957年3月，59万册）、《悲惨世界》（〈法〉雨果，1958年6月，84万册）等。

《红岩》

政治号角

最足以反映那个时代风貌的出版物，不是“四大名著&r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