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菊隐《狷介与风流》：再解吴佩孚蒋百里

去年一套《武夫当国》，洋洋120万字，将民国时期的北洋军阀史讲得风云际会，也让素有“南陶北鸾”之美称的民国大记者陶菊隐跃入今人视线；今年，又有两部陶菊隐旧作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书名取作《狷介与风流》，书写的是民国时期两位重要人物:吴佩孚将军与蒋百里先生。

其中吴传出版于1941年，蒋传出版于1948年。虽然距离初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多，但历史的余温仍在，读来毫不过时。即就从文采来讲，仍然是同样传记里不可多得的佳作。

吴佩孚是直系军阀中首屈一指的人物，第一个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他号称“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如日中天时是这样，失败下台时还是这样。他自得时拒绝过苏联以及英美的示好，失意时正处日本侵华时期，他则是北方日伪政权下最梗直的一块骨头。他一生清廉，没有乱七八糟的风流事，也曾经下过手谕，禁止族人在自己的政权里做官。近几年来，国内给吴佩孚这个人物说好话的学人逐渐多了起来，给予正面评价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海外闻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有一语评说他:狷介一生。为其立传，陶菊隐也丝毫不隐讳自己的创作动机，是借“这个毁誉参半的过时军人，意在借重他不勾引外援之一点，警惕当世野心家莫做吴三桂的一流人物。”据悉为写吴佩孚，他投入了极大的写作激情，以至于1939年吴佩孚病亡，他竟“心灵上像遇上了一次莫大的打击，戚戚然，惘惘然，”写作期间也是“吃饭时脑子里是《吴传》，睡觉时脑子里是《吴传》”，“他的错误像是我自己的错误，他的失败像是我自己的失败”。

蒋百里先生，被誉为五百年才出的一个军事天才，但其少年得志，老大不遇。作者因与传主相交甚深，来往频繁，情感流露不时溢于言表。也因这层便利，这部传记深入描写了一个怀才不遇的天才军事家的公私生活，为任何其他人写蒋的传记所不及。以日本士官学校第一名毕业，日本天皇赐刀，震动中日朝野，蒋百里一生可谓传奇不断:他曾是袁世凯亲点的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后来又是将介石任命的陆军大学代校长，门下弟子，遍布军界；他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名的新月文学社之一员，徐志摩正是他的亲密小友，据说他被蒋介石关进监狱时，徐志摩背着被卧要去陪他坐牢；西安事变时他也成了张学良的阶下囚，张学良亲自向他求谋请计，西安事变顺利解决离不开他一份功劳；他最早提出了对日战争的长期抗战理论，并留下了“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的至理名言。此传奇一生，正如一个评论者萨苏调侃的，“连用个副官都叫蒋纬国”，当是时，“男交蒋百里，女交林徽因，不负此生”！但作者的落笔动机，并非为了这些传奇，而意在悲其“终生未见大用，不能完成他建军和巩固国防的伟大理想。”(孙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