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影响中国的媒体：文革中的新闻灾难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风暴中，中国的新闻界首当其冲。由于对媒介性质的认识出了偏差，提出了新闻媒介是“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工具”等论点，政治批判运动以新闻工具为主要阵地，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各路人物纷纷利用新闻媒介的威望和影响，让中国的老百姓又一次“跟着潮流跑”，新闻媒介的优良传统遭到肆意践踏。

新闻媒介也“杀人”

《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受欢迎

随着总结建国十三年来党的工作经验教训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沉闷空气一扫而光，人民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有了发扬。表现在新闻界，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许多报刊都坚决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较大的改进。报纸副刊大批出现，很多报纸副刊的专栏办得颇具特色，负有盛名。报刊杂文文体兴起，一大批作家和著名的老报人根据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杂文作品。《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半月刊的《三家村札记》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为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61年初在市委常委会上对宣传工作谈了这样的意见：现在暂时困难时期，“正是学习的好时候，报纸要提倡读书，才能使精神振奋起来，多读书才能眼界开阔，就不会斤斤计较”，“报纸要多发一些古人怎么发愤图强、发奋读书的故事。”《北京晚报》（1958年3月15日创刊，1966年7月21日停刊，1980年2月15日复刊）编辑部认为这个意见非常好，于是决定开辟《燕山夜话》专栏，请邓拓主笔，写些杂文，“激励先进、策励后进”。

《燕山夜话》开辟半年以后，北京市委机关理论刊物《前线》杂志为了配合当时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前线》杂志在宣传工作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决定也开辟一个群众喜闻乐见的杂文专栏。为此，1961年9月《前线》杂志主编邓拓，邀请吴晗、廖沫沙共商此事，三人议定以《三家村札记》为专栏名称，以“吴南星”为笔名，轮流撰稿，把批评各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歌颂祖国的伟大成就和支持新生的力量看成是神圣的职责。

邓拓、吴晗、廖沫沙讴歌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抨击给人民事业造成损害的弊端和积习，赞美民族的优良传统，呼唤和创造滋润万物生长的和风细雨,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却遭到江青等别有用心之人的诋毁和攻击。

各大报纸展开集中批判

1966年4月，在“上面”点名批判邓拓等人之后，北京市委不得不组建了一个批判小组，由市委宣传部李琪主持，集中批判了他们三人所谓利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借传播知识为名，贩卖封、资、修货色。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前线》杂志率先违心地公开批判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编者按表示，过去发过的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从而决心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展开严肃的批评。

1966年5月8日，江青、张春桥指使其写作班子抛出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以显著位置刊在《解放军报》上；同日，《光明日报》也以显著位置刊登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同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联合摘编《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所谓材料，并逐篇加按语予以定论。此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两篇文章和材料。

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并要求《人民日报》刊登时不许错一个字，如有错误，唯总编辑是问。

1966年5月11日，《解放军报》以林彪的腔调发表社论，指出：同吴晗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里，把问题上升为搞“复辟”，是在为“复辟”造舆论。

同日，《文汇报》发表了戚本禹《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把北京市委直接领导下的报刊，说成是长期以来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大肆宣传所谓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是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工具，还对北京市委、彭真提出了肆无忌惮的指责。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多次播出这些文章，点名批评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江青、关锋、姚文元、戚本禹、林杰等人批判“三家村”的这些文章，把邓拓、吴晗、廖沫沙发表的连载专栏文章诬为“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不仅声言要涤荡“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中的“三家村”的“赞赏者”和“追随者”，而且声言要对“指示”、“支持”、“吹捧”者挖最深的根子，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同时，这些文章剑拔弩张，杀气腾腾，在煽动极左思潮、罗织罪名栽赃陷害方面，为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泛滥的大字报和报刊上的所谓“大批判”文章起了恶劣的“示范”作用。

这样，“北京市委、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的‘罪状’‘天造地设’般铸成，无法挽回”，而且，“阴谋家铸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冤案后，为了清除所谓社会基础，随即广开杀戒”。“姚文元秃笔一挥，写就《评“三家村”》，打响了‘十年内乱’的第一枪。姚文元一出，忠良纷纷受苦，仅直接因这篇妖文而惨死的就有五人，间接的不知有多少。” ——这第一个直接致死的是邓拓，第二个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接下来便是吴晗的妻子、吴晗和吴晗的女儿三人。

“三家村”唯一的幸存者廖沫沙，先是承受了1966年夏秋之季到1968年间每天无休止的揪斗、毒打、坐喷气式，接着是1968年开始的八年囚徒生活，后来便是1975年开始到1978年春的三年流放生活，直到1978年春，廖沫沙才从江西劳改林场回到北京城。1979年，历史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幸免于难的廖沫沙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巫咸遍地逢兔狱，上帝遥天不忍闻。

异样的宣传报道

《辽宁日报》：“白卷考生”张铁生横空出世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该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的一封信。此信是张铁生在参加当年辽宁高等学校入学文化考查时，因为不会答题而写在物理化学试卷背面的。信中说：为了实现自己上大学的“自幼理想”，“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学考试中”能对他“这个小队长加以照顾”。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这一情况后，将原信作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加按语发表。《辽宁日报》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物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