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人生:戴逸先生与《清史》纂修

2002年8月，国家启动了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清史》纂修。这个浩大工程预计将耗时10年完成，其负责人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戴逸。那一年，他已是76岁高龄。

戴逸，1926年生于江苏常熟,1946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1948年前往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一部学习、工作。全国解放后，华北大学进入北京并改为中国人民大学。1952年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1973年转而研究清前期历史。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我们现在修史跟过去不同”

记者：这次编修清史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工程。听说您为了修清史奋斗了大半辈子，并且曾三次与其擦肩而过，为什么这次能够梦想成真呢?

戴逸：建国之初，董必武董老提议要修一部清史，当时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总理的赞成。到了1959年，周总理曾经要吴晗同志搞一个清史规划，当时吴晗找了我来商量，我那时才30岁出头。到了1965年，中央组织了清史编修委员会，我也参加了，那时我39岁。后来又到了1981年，邓小平同志曾经批准了一封群众来信要修清史，但是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百废待兴，所以也没有修成。这一次国家财政力量比较富裕，也没运动了，这是修清史的好时机。

记者：您说当时吴晗找您的时候，您才30出头。他为什么就选中您了呢?

戴逸：因为当时搞清史的人很少，我一直搞中国近代史。我当时正是北京市历史学会的常务理事，他是会长，比较熟悉，所以他找了我。

记者：这次修史和前几次相比会有什么不同?

戴逸：很不一样。中国从来就有易代修史这样的传统。第一次是朱元璋在洪武元年下诏修《元史》，那时明朝刚刚建立。第二次是清朝顺治二年，清军刚刚入关的第二年就下令修《明史》，但《明史》修得很长，修了90多年。到了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下令修史，修成了《清史稿》。因为最后没有修成为一本成书，所以是稿本。我们这是第四次修史。当时，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李岚清四位常委批准了清史工程的项目。这次修史和以往封建时代的修史在目的、观点上都不同，并且我们这次在史料方面准备比他们充分得多。过去修史，它所依据的档案都没留存。而现在，清代的档案基本上都完整地保存在故宮。我们这次修史，比较有幸的是，一百几十个人管理档案，这个量很大。

记者：《清史稿》有536卷，修稿历时14年，我们可作超越的地方在哪里?

戴逸：《清史稿》也是一本有价值的书，但是它有严重的缺陷。当时修史的那些人都是清朝的遗老，对清朝念念不忘。因此他们是以遗老的心态来修清史，对当时成立的共和国、对革命非常不满，诋毁革命比较厉害。《清史稿》里面孙中山的名字只出现了一次，还是在通缉孙中山的时候。《清史稿》里不提孙中山，清朝怎么灭亡的就搞不清楚了。

我们现在修史跟过去不同。以前修史的全部是官员，修明史只有一个人不是官员。而我们现在修史的都是学者，修史编审委员会25个人全部都是学者，没有官员。

记者：司马光在主编《通鉴》时有这样一句话：宁失于繁，无失于略。同样作为主编，您的编辑思想是什么?

戴逸：我也要求写得真实一些，所以这部清史有3000万字，大大超过二十四史里面任何一部。

记者：10年的时间我们听起来很长，但是对真正修史来说，时间够了吗?

戴逸：我也很担心这一点。我也怕10年时间太仓促，单是《清史稿》就修了14年，何况它只是书稿还不是一本书。不过我们修史比《清史稿》那时候条件要好。我们不处于兵荒马乱的年代，经费也容易着落，生活有保证，同时全国学者也非常愿意投入这样的工程。

记者：说到经费，学者们都很关心您作为主编，会用怎样的价值标准来运用这笔钱?

戴逸：我要看修史质量，但是我们也要很爱惜国家的资金，不能随便乱花。我们现在在搞一个整理史料的基础工程，把文献资料整理出来出版，这个要花很多钱，可能达到10亿元以上。

“当时就通知我到外交部去开个会，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

戴逸常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之一，是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为中苏边界谈判问题作出的重大贡献。

1957年，中国和苏联举行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首次边界谈判，由于两国在近代史上关于边界问题曾有多次冲突，牵扯到政权更替、战争赔偿等诸多因素，情况非常复杂，因此中央要求中国历史学界对中苏边界问题进行研究.在最短时间内提出有力的历史依据，为谈判提供参考。

戴逸接受了这个任务。

戴逸：当时就通知我到外交部去开个会，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去外交部以后，当时外交部余湛副部长在会上讲，现在要跟苏联进行谈判，谈判中苏边界的问题。这就牵扯到很多历史问题，外交部希望我们能够收集这方面东西。虽然当时我们也有关于这方面的书，但还不够，苏联带了很多书出来。

戴逸研究的内容是中俄两国历史上第一个边界条约，也就是清朝康熙年间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戴逸认为，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

记者：当时主要想弄清什么问题呢?

戴逸：一个就是关于俄国哥萨克入侵中国黑龙江的情况，它整个的历史背景。另一个就是把当年中国跟俄国在尼布楚进行谈判的这段历史搞清楚。

明末清初，沙俄侵略军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在强占中国领土尼布楚之后，又侵占了雅克萨，并在当地修筑城堡，作为据点。清政府曾一度派兵收复过雅克萨，并曾多次敦促沙俄进行谈判，可是俄方却置之不理。

1685年，康熙帝命清军再次收复雅克萨。在凌厉的攻势面前.侵略军被迫投降，但当清军一离开，俄军又偷偷开进雅克萨城重建据点。第二年，清军再次围攻雅克萨城，俄军伤亡惨重。沙俄不得不接受举行和平谈判的建议。

1689年8月22日至9月6日，清政府全权代表索额图与沙俄代表戈洛文在中国尼布楚城进行了正式谈判，于9月7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主要内容为：确定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以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往东至海为界，河、岭以北属俄国，以南属中国；拆毁雅克萨的侵略据点；在中国境内的俄国人，在俄国境内的中国人，仍留原处，不必遣还；两国人民凡持有护照者，准许贸易往来。

《中俄尼布楚条约》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

戴逸查阅和整理有关清史资料，撰写了《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以翔实的史料和有力的证据，澄清了历史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戴逸：主要就是当年《尼布楚条约》协定的边界远远在后来的边界之外，这里包括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俄国撕毁了《尼布楚条约》，侵占了这部分领土，主要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