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总统李明博：曾拒绝从政

从一个清理垃圾卖苦力的工读学生，到军事政权的反抗者、现代集团会长、首尔市长，到当选为韩国第17届总统——李明博的经历就是韩国现实版的“工薪族神话”。“给普通人以希望，并帮助他们实现梦想，这就是我理想的生活”。《经营未来——李明博自传》为我们展示了李明博的坎坷经历和内心世界。

拒绝追随会长参政

1991年夏天，关于郑周永会长参政的消息已经传得满城风雨。我该何去何从？郑会长让我当场作决定。

“我没想到会长会以这种方式参政。这样一来，情况会变得很复杂。我本人不想参政，我也没有必要参政。会长创立新党作为反对党，如果我也参加，下面的社长、部长也都出马的话，我们社会的政治风气和现代集团的形象会变成怎样？我们集团内生产国民生活日用消费品的企业很少，母公司现代建设主要依靠海外工程和政府订单，如果贸然介入政治，一旦出了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

郑会长既已表明参政立场，我这个下属紧随其后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听到我的反对意见，郑会长非常不快。

“你瞎操什么心？就算倒闭，也是我的公司倒闭，我说可以就可以，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会长，这个公司在法律上是您的公司，但是和其他每一个‘现代’成员一样，在精神上我也把自己看做公司的主人。从我第一天进公司，我就没把‘现代’当做别人的公司，而是当做我自己的公司，寄予一生的希望才走到今天。我就是站在这个立场上跟会长说刚才的话的。”

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心底感到一阵空虚。我隐隐感觉到，企业主和职业经理人之间其实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墙。

郑会长与卢泰愚政权的经济政策主管的关系十分恶劣，因此对卢泰愚总统也有诸多不满。我想，他是不是出于逆反心理才有参政的想法？

我决定劝阻他。郑会长断然否定了我的建议。

第二天，我第三次劝阻。我长篇大论一番，郑会长只是扔下一句反对的话。我能感觉到他的不满——“你要从政，还得跟着我，哪来那么多废话？”

仿佛一列隆隆开动的火车，我已无力让它掉转方向。

西归浦海边的决定

多次劝阻未果，作决定的日子却一天天临近了。当时“现代”正在1600亿税金的巨大压力下苦苦挣扎，我每天忙着四处奔走。在这个时候，郑会长对我下达了“最后通牒”:12月底必须作出决定。他的意思是无论如何要我跟着他一起离开“现代”。

最让我苦恼的是，企业主和职业经理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带有封建意识的观念——凡事都得盲目跟从企业主。对此我一直不能苟同。我认为，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应当比企业主更具主人意识，而且首先应当成为“自己的主人”、“良心的主人”，以此才能成为“事业的主人”。如果企业主在企业内提出“三峡河坝工程让我们来做做看”，或者“用民间资本开发韩日海峡隧道”，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我是不会提出异议的。不管指令有多么不切实际，只要企业主不动摇，我就会全力以赴，这是企业经营者应有的姿态，我也一直是这么做的，现代公司这些年的成果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是，政治和企业是两码事，这不单纯是可能与否的问题，还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

如果郑周永不是作为韩国最大的财阀，而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作出参政宣言，我的反应会怎样呢？年轻时代的郑周永富有促进力、判断力和开拓精神，为人谦虚、简朴，我对他十分崇敬。但是，1979年三星集团的《中央日报》与现代集团之间的“极端对立”令我至今难忘。被财阀控制的媒体对其他企业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如今，“现代”如果插手政治而获得权力，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这就是我不能和郑会长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1991年年末，我带着烦恼，和家人一起到济州岛度假。这是我成家以来，第一次和妻儿一起外出旅行。妻子和四个孩子都很有兴致，而我却怎么也融入不了这温馨的氛围。

再过一天我就50岁了，正是“知天命”的年纪。我望着西归浦的大海陷入了沉思。我在“现代”工作了27年。20多岁当理事，30多岁当社长，40多岁当会长，人们称我为“工薪族的神话”。在旁观者看来，此类“神话”不过谈资一种；而对于身处其中的我来说，突破层层危机、重重挑战是何等残酷的现实。在“拦路虎”出现的时候，我总是毅然迎上前去，而不是退缩，或许这就是人们把我称作“工薪族的神话”的原因。

冬天，南边的大海总是那么宽广。大海的无限宽广似乎预示着无限的未来……

第二天，1992年1月1日的清晨，我又独自漫步在海边。23年的艰难成长，27年的奋力拼搏，50年仿佛一晃而过。在“现代”，我没有任何遗憾。我拼命工作，工作几乎成了我生活的全部。从赤道密林到热带沙漠，再到万里冰封的西伯利亚，我几乎走遍了世界。“现代”从一个无名中小企业成长为大型企业，直至跨国企业，我一直位居其核心；我们国家从人均GDP100美元增长到8000美元，我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相信，没有我，“现代”依然会走得很好。

在“现代”的最后一天

1992年1月3日，也就是从西归浦回来的第二天，我去现代集团桂洞总部上班。我在“现代”的最后一天恰巧是公司开始新一年业务的第一天。

郑周永会长一身运动装扮走进了会议室，这让大家有些惊讶。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郑会长一脸严肃地坐下，一句问候语都没有，开口就说:“从今天起，我和李明博会长、李来副社长正式辞去公司职务，开始从政。”说完就走了。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大概有5分钟的时间，谁都不敢开口。最后还是郑世永会长打破沉默，匆匆结束了新年仪式。

我径直去了郑会长的办公室。郑会长一人坐在那里。

“会长，我帮不上您的忙了，非常惭愧，告辞了。”就像郑会长用一句话通告辞职一样，我也用一句话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这就是我对郑会长“最后通牒”的答复。

我转身要离开的时候，郑会长起身对我说:“过两天再见个面吧。”

“我会考虑。”

会考虑的说法其实就是拒绝。以往和郑会长商谈公司事务时，我从来没有说过“会考虑”之类模棱两可的话。关上会长办公室门的一刹那，我感觉到自己与“现代”连接了27年的纽带“嘣”地一声，断了。

我在办公室里度过了我在“现代”的最后一天。恐怕没有第二个人会像我这样和企业主决裂。多数经营者都会按照企业主的指令行事，但我不愿意这样。对于不与郑会长创立统一国民党合作的决定，我没有丝毫后悔或留恋。我相信时间会证明我的决定是合理的、正确的。

1992年1月3日，我离开了现代集团。我在现代建设总公司近500名员工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