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毛:维系内心的纯净之地(图)

《外遇的好日子》是一部韩国电影，讲述的是两位结婚五年的少妇，在日复一日单调乏味的婚姻生活缝隙里对爱情的渴望，于是她们开始了寻求外遇的大冒险。严格说来，这部影片乏善可陈，故事老套，手法平淡。尽管如此，作为观众，我们还是能够从中窥见到这个时代对现代人内心世界的挤压:当“爱情”的面目越来越暧昧，当科学已经敢于公然宣称:“事实上，真正的爱情只能有三个月的保鲜期”时，我们怎样维系我们内心深处仅有的那块纯净之地？究竟“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还是恰好相反？一个如此浅显、看上去本应亘古不变的道理，如今却在苦苦地折磨着我们:

“过去玫瑰的笑容/在我手中滑过/我心疼你，也和镜子一样缄默/抬头品味一次灾难的意义”

——这是诗人阿毛在一首题为《外遇》的诗中所陈述的一幕，这也是许许多多个“我”时常会在孤寂的半夜面对一面漩涡般的镜子所发出的无助的哀怨。时光流转，似乎只需我们眨巴几下眼睛，世道就变了:玫瑰枯萎，大祸临头。

我和阿毛相识甚早，屈指一算居然有二十来年。至今我还依稀记得一个名叫“毛菊珍”的女生上台领奖时腼腆、羞怯的表情。那时候，武汉高校的诗歌活动如火如荼，虽然我们分处不同的校园，平时几无联系，但每年至少还有两次见面的机会:武大的“樱花诗会”和华师“一二·九诗会”，这是武汉地区高校诗人们“以文会友”的好日子。那时候，我们眼中只有爱情，甚至还仅仅停留在对爱情的憧憬里。二十年是怎样过去的？如今我已经很难回忆。平庸、琐碎的年代，光阴的流逝注定是加速度的，看起来每一天都不易度过，但我们居然也能够一天重复着一天活了下来。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已经算得上是“奇迹”；而我们都还在写，而且还有望写得更好，这无疑算是更大的“奇迹”了。

2001年阿毛写了一首在诗坛引起广泛争议的诗歌:《当哥哥有了外遇》，争论的结果是让她声名鹊起。在我看来，这首诗的社会意义远大于它的文本意义。在一个道德的“防火墙”基本丧失殆尽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可能会成为“病毒携带者”，而我们遭遇的最大的问题还在于，这些“病毒”往往是以“真、善、美”，以“爱”的方式窜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然后强制形成为某种“木马程序”，作用于我们疲倦的肌体。阿毛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现象，在愤怒之中不假思索地做出了选择。是的，我非常理解她的愤怒，一个至亲的人，一个“以前老老实实，爱妻怜子”的哥哥，就在她眼皮底下发生了背叛，作为妹妹的诗人终于情不自禁地产生出了“只想当一个杀手”的念头。在这首诗中，阿毛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她没有丝毫掩饰自己的情感，她的朴素的反应体现出的是作为一个“妹妹”而非一个“诗人”的本能。因此，剥下文化外衣的写作者其实是大众的一员，她的喜怒哀乐来得真实，率性。

然而，我的疑虑也同样存在:当无数个“哥哥”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眼前，当“外遇”从苟且的角落成群结队地来到我们身边时，“妹妹”们又该怎样应对？

任何一个有抱负的写作者必定是一个敢于与时代玉石俱焚的人，他(她)的勇敢、决然缘于个体的遭遇，同时又不独属于个人，他(她)要对抗的甚至不是别人，不是那些迷眼的道德之灰，而是共存于我们人类内心深处的那块恶的顽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反抗的真实目的在于和解，在于挣脱混乱重建我们心灵的秩序。在《哥哥有了外遇》之后，阿毛的写作显然进入了类似的自我拷问之中，并于拷问中不断洞见人性的奥妙。现在，她终于明白仅凭愤怒解决不了问题；她终于明白时代真的变了，眼下的每一天都可能是“外遇的好日子”；她终于明白，玫瑰凋谢并非末日，一切颓败都来得及扶正。一如她在诗中写到的那样:

“我多么爱啊，/所以用尽世间所有的词。/以前，我用得最多的是形容词，/其次是动词。/那时候，我拥有星星/那样多的形容词和动词。/现在，我用得最多的是名词，/也只剩下名词……”

只要诗人说出，就是在命名，看来，她早具备了这样的抱负和野心。(张执浩)

阿毛:诗人、作家，现为湖北省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著有诗集《至上的星星》、中短篇小说集《杯上的苹果》，长篇小说《欲望》、散文集《影像的火车》、诗文集《旋转的镜面》等。作品入选多种文集和选本